浙商，这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成长壮大的创业群体，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形成了独特的浙商文化。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

一、文明根脉与文化基因

浙商文化的源头，可追溯至浙江深远的文明积淀。从上山遗址、河姆渡到良渚，这片土地自古便孕育着独特的文化气质。春秋时期，“商圣”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的典范，东汉王充“事实疾妄”“先富后教”的实学精神，为浙商文化播下了早期火种。这些先贤思想构成了浙商精神最原初的价值原型。

二、浙学转向：理性与事功的融合

浙商文化真正成型，与宋室南迁后中华文化重心的南移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儒学重心由齐鲁转入江南，程朱理学、陆氏心学与永嘉事功之学在浙地交汇激荡，催生了独特的“浙学”传统。这一转型的实质是：由崇尚天道转向推重人道，由恪守礼制转向关注心性，由格物致知转向知行合一，由重义轻利转向义利并举。

浙学先后形成了三种主要学术形态：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共同倡导“事功之学”，主张功利与道义的统一，反对空谈义理——“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王阳明良知心学则是浙学的原创性高峰，以“心即理”为本体论，以“致良知”为修养路径，以“知行合一”为实践指引，更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极大提升了商业活动的主体性与道德地位。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健康的工商业同样是财富之源、强国之本，为工商业彻底正名。

富而好德、事实疾妄、崇义养利、知行合一、工商皆本、经世应务、包容维新——这些极富浙江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共同构成了浙商精神的思想源头。浙学所完成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浙江地域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以“理性-事功”为基本特征的伦理形态，滋养了浙商文化的深层底蕴。

三、精神流脉与时代升华

从春秋范蠡“三致千金”、义利兼修，到宋元杭州万商辐辏；从明清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南浔商帮纵横四方，到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义乌经验、杭州范式相继涌现；再到新时代“杭州六小龙”异军突起——浙商始终在时代大潮中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展现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四千精神”成为浙商精神最鲜明的标识：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它生成于民营经济萌发、成长与壮大的历史过程，集中体现了探索精神、奋斗精神和创业精神，是改革开放精神在浙江大地的生动体现。义乌从“鸡毛换糖”的浙中小城到“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奇迹跃升，正是这种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

从“四千精神”到新时代浙商精神——“敢为人先、兴业报国、开放大气、诚信守法、追求卓越”，浙商精神在与浙江地域文化传统的不断融合中持续升华。它既是“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在浙商群体中的集中体现，也是浙江民营经济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

四、文化力与区域发展

韦伯命题昭示：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滋养，商业繁荣的背后必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浙江从陆域资源小省跃升为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强省，其深层优势正源于制度供给、市场开放、企业活力与文化精神的同频共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与“四千精神”引领的浙商有机联动，政府为民、百姓务实、企业家创新，共同构成了浙江蓬勃发展的良好生态。

浙商精神由个体的创业品格升华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动能，成为浙江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化支撑。面向新时代，弘扬浙商精神，就是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图强、在实干中奋进，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委员、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陈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