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的真正“破土”

        温州因为历史地理原因人多地少、而家庭手工业又较为发达。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经济的发展亦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后来也被实践证明了只有发展个体经济才是温州的根本出路，但是当时温州的个体经济却是饱含争议，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温州人承受着政策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全部风险，遭受太多责难。打击八大王事件过后温州经济急剧下滑，大大的阻碍了温州经济的发展，以至以袁芳烈为代表的温州市政府不得不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去审视这种新生事物，他们展开了一些列的实地调研，走访最终让袁芳烈最终转变了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判断：由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自觉保护，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温州个体经济松绑。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在1982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表彰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大会，有1200多名代表出席。在大会上，致富能人被请上主席台，戴上大红花，受到了表彰。通过这次会议，大张旗鼓地为发展家庭工商业“正名”，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发展农村工商业光荣的氛围。会议还宣布了促进商品生产的十条措施。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员工中突然有45人辞职独立办厂。会议也许是更是一个暗示——更加开明的温州，开始拥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此之后，每当温州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一起。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地平衡。

       “两户”会议是温州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有温州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义会议”之称。这个转折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力度之猛，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意义！也可以看成是“温州模式”出炉的源头性、标志性事件。

        翌年1983年的8月份，召开了全市城市工业企业松绑大会，1984年3月起“八大王”陆续得到平反，正是这个转折迎来了“温州模式”的真正“破土”。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文章《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赫然出现“温州模式”的提法，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对“路子”“方式”“特点”和“模式”进行了诠释演绎：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显明的不同特点，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应运而生，使得温州在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期间被推上了全国新闻舆论的风口浪尖。

  可以说，“温州模式”能够得以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民间对于私营经济的生生不息，另一方面得益于将民间经济与中央宏观政策有效嫁接起来的地方政府，他们不但上传下达，更明白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在政府的庇护下，温州民营经济得到了近乎狂放甚至百无禁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