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疆域，成型于古越，三千年而鲜有变化。钱塘瓯江，哺育着浙人，数千年而终成正果。
一个人的性格，定型于其童年；一个民族的个性，定型于其发展初期。今日浙商，足迹遍天下，叱咤风云，运筹于帷幄，其起点还当在于古代越国。
古越文明之脉动，遥感着今日之浙商。
1、标杆事件：勾践称霸
据《吴越春秋》记载，大禹巡行天下，至会稽山朝见四方诸侯，封有功，爵有德，死后葬于此。至少康，忧大禹香火断绝，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越国立，少与中原交通。至允常即位，与吴国相互攻伐。允常死，吴王阖庐兴兵伐越，越王勾践败吴于檇李。阖庐死，吴王夫差败越王勾践于夫椒，困勾践于会稽山。史称“会稽之耻”。
勾践被虏至吴，受尽屈辱，侥幸保命，赦免回国。回越后，勾践卧薪以坚固其志，尝胆以不忘屈辱，躬亲耕作，委曲求全，礼贤下士，赈济穷人，吊慰死者，与民同甘共苦。最终，“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战胜吴国，称霸诸侯。史载春秋五霸之一。
2、典型商品：兵器宝剑
两国交战，兵器为制胜之宝。吴越之间，水网密布，两军相接，短兵器更显优势。吴越两国，最早发明炼钢技术，竞相锻造宝剑。吴有干将莫邪，铸造雌雄双剑；越有欧冶子，于七星井旁，铸就龙渊剑。
宝剑，为国之兵器，虽非为民间商品，但因兵器冶炼，促进民间商业发达。锻造宝剑，需要毛铁，遂发展矿业；运输毛铁，遂促进贩运；冶炼需火，火便需薪柴，薪柴需砍伐，更需运输；于是人力集中，便需要粮食和菜蔬，更需农业保障，还需纺织业跟进……。由此，由军事而民事，商业在越国民间得以繁荣，“农末俱利，货物官市”。
3、商业发明：秤的发明
相传，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返乡从商。在经商中，他发现，人们在市场买卖东西缺少度量工具，便有意创造。他受启发于农夫汲水的工具，设计出秤身，又以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为标记，一颗星为一两重，十三颗星即为一斤，发明了秤。之后，为了杜绝奸商们缺斤少两，他又改白木刻黑星为红木嵌金属星形，并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以十六两为一斤，以此来告诫同行：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会失去福气和幸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得不了“俸禄”；欺人三两，则会折损“阳寿”！秤的发明规范了交易中的度量原则，并显示出浙江商人从一开始就恪守的商业准则：诚信。借助“秤”，“诚信”二字世代流传。
4、代表商人：范蠡
越国名臣范蠡，陪勾践卧薪尝胆，苦心戮力二十多年，辅佐勾践成就一代霸主。勾践霸业既成，范蠡深知“狡兔死、走狗烹”之理，决定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将治国之策变成经商之术。
范蠡泛舟浮海，远离越国，辗转来到齐国，更名为鸱夷子皮，戮力垦荒耕作，兼业经商，不出数年，积累巨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贤明之举，声名远播，齐王拜其为相国。三年后，鸱夷子皮再次激流勇退，向齐王归还相印，散尽家财，一身布衣，远走他方。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操计然之术，贩运经商，未几年，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
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后世尊范蠡为“商圣”，奉其为“文财神”。
5、商业思想：计然之术
越国商业之精华，思想在计倪（计然），实践在范蠡。
《越绝书•计倪内经》云：“计倪本楚国亡公子，游于吴、越、楚之间，从事商品买卖，渔三邦之利”，后定居越国，助勾践兴越灭吴，主持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为越国制定兴农利商发展之策。
计然之术，要点在于，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计倪子》最早阐述了“气候经济学”。计倪认为，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应提前准备开展相应之经济贸易活动。计倪云：“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他给越国制定了“农末俱利”、“货物官市”的基本国策，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价格政策，如将米谷蔬果定为十等，按质论价，公平交易，因而“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
6、精神传承：勾践的卧薪尝胆与范蠡的弃官从商
勾践精神：
自强不息、励精图治、心怀大志、奋发图强、不甘受辱，即“卧薪尝胆”之精神。
勾践成就其伟业和人格的动因，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刻骨铭心的目标，那就是复仇，打败吴国。出生于“草根”的浙商群体，其创业的动因都很简单，就是摆脱贫困。在他们的意识里，贫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也是莫大的耻辱。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犹如勾践之复仇欲望一般。他们在创业之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伟蓝图，一切是那么现实、那么简单、那么的低调、那么的追求直接利益。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浙江经济奇迹和巍巍大观的浙商群体。这种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追求现实目标和实效的创业、敬业精神，来自于“勾践原型”，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生力。
陶朱遗风：
陶朱公范蠡，对后世浙江人影响最大的还在于其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选择。一般中国人都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是获得高官，享受厚禄。但陶朱公则弃官场而入商场，重新创业，最后获得巨大成功。这给后世浙江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启示：实现人生价值并非只有官场一途，商场的奋斗也能乃至更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这种价值观激发浙江人纷纷走向工商业界，并以经商致富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