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商价值观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于浙东学派思想倾向持久而深入的浸润。浙东学派一个突出特点是鲜明的经济伦理观，如“新四民”、“工商皆本”、“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等主张。这些经济伦理观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共生共荣，一方面，是浙东大地重商的社会风气促成了这些有别于传统农耕文化的思想认识；同时这种具有启蒙意识的经济伦理观，又反过来引导促进了浙东地区工商业活动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壮大。 
　　
       首先发难、批判这传统“四民”论的，就是明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王阳明。王阳明的实践精神与成就事功的价值观，是清代学术及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本源。他的学说思想体现了浙东学派的鲜明精神气质和特征。王阳明因此被视为甬商的精神领袖。

         
        阳明心学极力反对把伦理道德变成僵死的教条，反对用“天理”来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更反对那种言行脱节、口是心非的恶习。他要求人人随事磨炼自己的良知，强调“慎独”，纠正了自宋、元以来知与行、道德要求与实际行为相脱节的弊端，真正使“知”和“行”达到统一。

        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新四民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王阳明明确否定了儒家经济伦理的理论核心等级制思想，指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即“异业”而已，在至关重要的“道”的面前，应该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所谓“四民异业而同道”。所以应彻底破除社会上“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世俗风尚，大力提倡“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经济伦理。余英时对该文有极高评价，认为这是“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

        事实上，对于工商业及其从业者在社会经济中地位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宁波地区社会氛围的倾向和该地士人学者的探索，而是整个浙江地域都有此类重商主义的思想认知和行为倾向。这在“重农抑商”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流统治地位的时代，具有重大启蒙意义和现实导向价值。这也是浙商大面积出现，在各地市均有高密度分布的先天性原因。

        稍后的黄宗羲以其时代先觉的眼光，在传世之作《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民主制度的设想，而且对“工商皆本”思想进行了重大的升级。黄宗羲不仅认为四民一道，而且坚决反对把“末”等同于工商的观点。他认为，那些为社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服务的亦即“圣王”所要鼓励和招徕的一般工商业，则绝对非“末”，而是和农业一样的“本”。 
　　
        而浙东文化中“尊德性”、“立诚信”、“重实践”（德贵于行）的优秀传统，又造就了宁波帮诚实经营、务实创新的经营方针，推动了宁波商帮自身的发展，成为宁波商帮在海内外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宁波商家有谚语、名言，如“宁可做蚀，弗可做绝”，“信誉招千金”，“浇树浇根，交人交心”等，就是这种文化传统在经商与为人方面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