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海内一统，置越州而控越国疆域，迁越人至琅琊而虚其本土实力；武帝降东瓯国，迁瓯越人移居淮河。自此，浙江地面人烟稀少，古越国文明凋敝。

        至孙权据有东吴，定都建业，尽移江北诸郡置江南，汉人与山越之民渐融。浙江人口遂增，经济逐步恢复。

        东晋偏安江南，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门阀大族致力于庄园经营，广大山泽荒野得以开垦，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建康为政治军事中心，会稽成经济文化中心。

        隋炀帝修通京杭大运河，钱塘之经济地位逐步确立。入唐以后，浙江成为“财赋奥区”。安史之乱，北方动荡，大量人口涌入浙江，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至此。

        而吴越王钱鏐，在北方战乱之际，创建吴越国，定都杭州，保境安民，兴修水利，促进农商，达到了浙江经济的一个历史高峰，也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繁荣之地。

        此1200多年间，浙江从边陲之地，缓慢上升为经济重镇，时间殊为漫长，历程殊为艰辛。

   1、标杆事件：唐诗之路

        东晋年间，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泛舟楠溪江上，赞“此邦山水闻于天下，天下之士行过是邦者莫不俯仰留连，吟咏不辍，以诧其胜”。谢灵运咏赞永嘉山水的诗歌，开创了中国山水诗先河。

        至唐，山水诗达至顶峰。而在唐代山水诗中，主要的讴歌对象，是浙江。《全唐诗》收载唐代诗人中，约五分之一都歌咏过浙江曹娥江流域，这一流域因此被后人称为“唐诗之路”。

       “唐诗之路”之所以能形成于浙江，离不开钱塘繁华。钱塘之所以繁华，又因江浙一带少有北方战乱侵扰，再加之会稽等名城点缀其间。而东晋时开凿的浙东运河，西起杭州，东至宁波镇海，将京杭大运河与浙东水网相连，形成此地便捷的交通环境。

        中国古代，诗歌是具有主宰性的主流语言。唐代诗人密集讴歌浙江，提升了浙江在全国之文化地位，也为浙江人注入了一种诗意生存的价值观。这种富有想象力的价值观与浙江人固有的务实精神相结合，为浙江以后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基础。

    2、典型商品：稻谷

        稻谷，为浙江一带居民自古以来的主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尚有距今7000年的稻谷遗存。

        秦汉之后，江南的稻作农业更趋良种化。张衡《南都赋》记载，当时已有“华乡黑 ”、“ 皋香粳”等著名水稻品种。

      《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中唐以后，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万石，水稻种植业极大发展。在北朝的《齐民要术》中，粟居首位，麦、稻则稍后于粟。到了唐末的《四时纂要》，已成为粟、麦、稻并称。

        稻谷在南方的繁盛，显示出经济重心的向南推移，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韩昌黎集》卷十九“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可见当时盛况。

   3、商业发明：大运河

        《越绝书》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京杭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至隋，炀帝动用几百万人，开凿贯通大运河。此后，经唐宋发展，最终在元代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隋炀帝开凿运河，其重要原因在于江南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故而，无论从巩固统治，还是加强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来说，大运河都显得十分必要。

        大运河的贯通，直接促使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广泛交流，显著提高了运河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大运河的贯通，还开辟了新的交通路线，大大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运河区域逐渐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成为全国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4、代表商人：海运商人群体

        秦汉时期，浙江海外贸易萌芽，民间私人贸易和物物交换业已出现。东汉时，浙江沿海东与日本、南与印度洋诸国交往日益频繁，越窑青瓷经海路输出国外。

        汉唐之间，浙江重要的港口章安古港，为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是今海门港的前身。

        隋唐时期,浙江经济迅速发展，丝绸业、瓷器业,造纸业等相当发达。浙江的海外贸易进入发展期，宁波、温州均为东南沿海著名的对外贸易港。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一带的贸易活动非常频繁。

        至五代，钱镠创建吴越国，与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国家都有着频繁的交往，尤以日本，朝鲜为甚。

        勇敢、开放的浙江商人扬帆出海，乘着东北季风，南下到东南亚诸国经商。前往日本的商船，从杭州出发，横渡东海之后，在日本的博多港上岸，卖完商品再返回杭州。中国商人带去丝绸、瓷器等商品，还带去绵羊，甚至孔雀等动物，他们形成了海运商人群体，成为最早的华侨。

        鲜为人知的是，浙江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石油的地区，正因当时吴越国与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从该地得到石油。

   5、商业思想：从王充到钱鏐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职家居，专事著作。

        其论述《论衡》一书，“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讨论了有关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多方面问题，思想具批判性。其“实知”为主体的知识论，最终归结到知识在经验世界中之实用价值的切实转换。他提出“实事疾妄”、“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等命题，充实了经世务实的思想。重视知识的经验价值，强调其现实功用的实现，这种实用主义精神，至今影响着浙江商人。

        钱镠，字具美（一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五代吴越国创建者。钱镠自幼不喜诗文，偏好习武，在16岁的时候就弃学贩盐。

        五代十国，兵伐动乱，但钱镠为了百姓安居乐业，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实行“兴筑海塘，治理潮水患”、“经营水利，发展农业”，“奖励蚕桑，振兴越瓷”、“海上贸易，沟通中外”等一系列政策；在政治上推行“保境安民，不事兵革”、“礼贤下士，网络人才”、“扩建杭城，富甲东南”等基本国策，使吴越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6、精神传承：

        这个时代给后世浙商有两大精神传承：一是王充思想里的“实知”观念与钱镠治政理国的务实理念；二是“唐诗之路”的精神拓展与海上贸易的商人们的空间开拓。